其间的矛盾在于：将政治话语和法律话语截然区分，无助于解释中国政法话语的复杂构造。
正是这种领导权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53 第二，党的领导与法治之关系。
从学术角度来看，冷战后，即便存在更多的所谓威权和半威权政府公开支持法治计划，但它们更倾向于一种简化的或次序化的法治概念。当下法学理论与法治现实之所以在问题上出现错位或失焦，很大程度上在于法学理论界对我国法治运作的实然状态缺少真实的了解。12［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魏磊杰译，载《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249页。35但其中需要注意的要害问题是，普适性或普世论主张者往往守持的是一种原旨式的法治形态（甚至可谓变相的全盘西化论），难以为当下的法治建设所采用，但得益于过去三十年潜在践行的无缝接轨式的泛西化法学教育导向，这种法律自我东方主义观念的守持者无疑在中国法学界中占据绝对多数。这种观念以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坚持或崇奉在西方经验基础上形成或抽象出的法治模式，并依此作为判断我国法治是非成败的标准与依据。
三是，法学界的很多学者主张政治改革优先，否则法治改革难有实质进展，然而在这一点上，新加坡似乎提供了一个东方法治国家的成功反例。另一方面，在当下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远远领先于文化、制度、经济与社会条件。[35]扩展传统法教义学的作业基础，将教义学的视野从仅仅聚焦于实在法放大到关注基础学科的成果。
法教义和制定法规范、先例一样构成了法律论证的权威性框架。[70]例如，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其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赔偿。一个存在逻辑矛盾、漏洞、价值冲突的法律体系无法为公民提供确定的信息，公民无法据此采取可靠的行动并预测政府官员的行为，政府官员的裁量权也无法受到这种法律的真正约束。[7]Vgl.Erik Wolf, Griechisches Rechtsdenken, Bd.4.2,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1970, S.215, Fn.12; Bd.4.1,1968, S.82; Bd.2,1952, S.160; Wolfgang Kunkel, Herkunft und soziale Stellung der R?mischen Juristen,2.Aufl., Graz u.a.: Boehlau,1967, S.258. [8]Paul Koschaker, Europa und das r?mische Recht,4.Aufl., München u.Berlin: Beck,1966, S.48 f. [9]Vgl.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2.Aufl., G?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1967, S.3. [10]参见舒国滢：《欧洲人文主义法学的方法论与知识谱系》，《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第153页以下。
我国虽未建立起宪法审查机制，但并不禁止法官在适用普通法律时进行合宪性解释。[45]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和概念能力会受身处的地域和社群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诠释型概念。
[98]但是，由于制度约束、知识储备与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如想在民法典制定之后迅速组织人力编纂法典评注，尚有大量的预备性工作要做。解决体系不连贯问题的首要办法依然在于解释。如果说法治代表着人类普遍的政治理想，也是值得追求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话，那么诞生于18、19世纪之交的法教义学一定暗合了这种理想与模式的内在主张，因而它才能够为法律人所接纳，并在各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据有自己独特的地位。[59]它对提交于特定法律体系的法律冲突进行信息加工，它的概念为案件或案件要素的标准化与类型化提供了规则。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以点滴积累和水磨之功将正处于萌芽阶段的我国法律评注编纂工作推展前进，是形成中国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86]法教义学不仅要充实作为法律体系之价值基础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内涵，也要将它们贯彻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各个领域。法史学被认为是科学的和优雅的，与此相对，法教义学只是一种手艺式的法学。将这种想法推导到极致，甚至可能否认法教义学本身的必要性：因为法典已经预先规定了一切。
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有时立法本身会预先规定解决这些冲突的形式准则或程序性规定，如我国立法法第87-89、92、94、95条，但很多时候则需要由法教义学来提供解决办法。
但是，不少研究依然停留于就案论案以案说法的程度，没有进行深入的教义学层面的剖析与论证，更没有提供一般化的法教义规范。[14]Vgl.Otto Ritschl, Dogmengeschichte des Protestantismus, Bd.1, Leipzig: Hinrichs,1908, S.35. [15]Vgl.Christian Friedrich Glück, Ausführliche Erl?uterung der Pandecten nach Hellfeld. Ein Commentar, Erster Theil, Zweyte Ausgabe, Erlangen: Palm,1797, S.46-48. [16]Vgl.Gustav Hugo, Beytr?ge zur civilistischen Bücherkenntni? der letzten vierzig Jahre, Berlin: Mylius, Bd.1,1828,S.46,53; Bd.2,1829, S.254. [17]Vgl.Ewald Johannes Thul, Untersuchungen zum Begriff der Rechtsdogmatik, Mainz: Dissertation der Rechts-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t der Universit?t,1959, S.36. [18]Vgl.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396-398. [19]参见前引[9]，Franz Wieacker书，第297页。
（二）法的安定性与法教义学 法教义学如何促进法的安定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判断与两个根本前提。在思维上，法教义学要求将任何个别法律判断都建立在一般性权威命题的基础之上。但近年来，这种研究在以问题和学派思想为主流的法理学界和在以立法论与解释论为主导的部门法学界都日趋沉寂。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而另一种立场认为，法治必然蕴含某种实质原则或者说实质正义的要求。动物的日常含义既包括合法饲养的普通动物，也包括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但联系第80条，只能采取限缩解释，将第78条中的动物解释为合法饲养的普通动物。
[65] 可见，法的可预测性与作为权威性命题之知识体系以及作为取向于权威之思维形式的法教义学密切相关。只有当公民可以相对确定地估计到其决定的法律后果时，他的自由才会得到法律的确保。
假如宪法，尤其是基本权利条款，要成为解释普通法律规范的依据，其本身的含义就必须明确。[78]在这一过程中，法教义学会澄清法秩序背后隐藏的要素，明确相关规范或概念的含义，推导出新的规范或概念，由此对立法所颁布的材料进行认识论重构，形成科学意义上的法律体系。
可见，无论是形式法治观念（除依法而治的版本外）还是实质法治观念的支持者，都会认为上述形式合法性的要求或者说法的安定性，是法治的必要条件。[73]这些判决对于出版自由的权利主体、出版过程和出版内容等方面作了不断清晰化的教义学处理，从而为国家权力对出版事业的干预划定了宪法界限。
如果在具体情形中的认定效果导致完全否定这些基本权利的本质性内容，那么就有违宪的嫌疑。司法能动主义走向极端，有可能导致法治的死亡：试图以激进革新或冒险的方式来重铸法律，将使法律变得不确定和不可预测，进而走向法治的对立面。德国当代学者迪特里希森在《法教义学的道路》一文中曾概括说，教义学命题虽以‘智识上的认知活动为基础，但同样也在此意义上包括‘意志行为，即它们将引入对‘社会冲突或经济冲突的恰当调整。[32]这种理解一方面使得传统法教义学的独断论色彩日益消除，公理体系的观念被逐步打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法教义学具有了体系内的反思与批判功能。
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但是，法律本身就可能是模糊的，这就难免国家权力通过自己的任意理解，在保持法律规范文字不变的同时扩张权力、掏空合法性原则。
接下去就是民法典的实施问题，而民法典的评注对于民法典实施的意义不言而喻。要证明法教义学与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就要证明法教义学既能促进法的安定性，又有助于建构融贯的法律体系。
[93]参见前引[33]，拉伦茨书，第77页。[72]可见，法的安定性蕴含着基于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来调控社会的功能。
一旦国家有更好的手段可以用来实现其治理的目标，作为备选手段之一的法律将被毫不犹豫地放弃。在法律实践方面，由于这种法教义学完全将重心放在概念建构和体系化上，人们仅需将案件涵摄于普遍的教义学定理之下，就可以通过逻辑运算获得正确裁判。其一，法学方法论研究的精细化。[99]所以，法教义学虽是学者的志业，也必将介入一国的法治实践之中。
[73]关于本案案情、论证及其影响，参见陈征：《〈明镜周刊〉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2辑）：言论自由》，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以下。[20]当19世纪中叶法史学与法教义学的工作走向分离之后，历史法学也就逐渐演变为潘德克顿法学。
要为社会提供公共行动与判断的标准，法律就必须具有安定性。法教义学指涉单个法律体系的实在法，而在所有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又都可以区分出诸多特殊法教义学，如民法教义学、刑法教义学、宪法教义学等。
[24]Vgl.Helmut Coing, 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5.Aufl., Berlin u.New York: de Gruyter,1993, S.278. [25]Vgl.Karl Bergbohm, Jurisprudenz und Rechtsphilosophie, Bd.1, Leipzig : Duncker Humblot,1892, S.382. [26]Vgl.Phillip Heck, Das Problem der Rechtsgewinnung,2.Aufl., Tübingen: Mohr,1932, S.14. [27]Vgl.Phillip Heck,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in Günther Ellscheid und Winfreid Haasemer (Hrsg.), Interessenjurisprudenz,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74, S.171. [28]参见[德]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6页。如果说法律适用总是要对评价或利益间冲突可能的调整方式进行决定的话，那么教义学就为对被选择之决定进行理性证实提供了准备。
